自从父母知道皓子的事后，天天打电话和我探讨他们应该怎么做，当我告诉他们现在想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都已经做过，没有任何结果，父亲只有一声声叹息，而母亲每一次都要反问：“这是法制国家，怎么会这样？”父母经历过过去岁月的生活和政治压力，在改革开放以后，家庭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也认为国家的法制在逐渐完善，政治环境在日益好转。弟弟的事给他们当头一棒，发现现实社会不是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完善。我知道每天晚上，父母都要讨论弟弟的事至深夜，至凌晨。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他们要给公安部部长、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写信，尽管我知道统统没用，还是主动帮助提供寄信地址，告诉父亲如何投寄。他们要上北京，妈妈最近一直以泪洗面, 想去问他们：“我儿子是个好孩子，你们干吗要关他？你们有父母，或者为人父母，凭着良心能干得出这样的事吗？”我阻止了，因为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怕他们承受不了。

昨天晚上，和父母通话一直到凌晨。快要结束电话时，意识到已经是4月26日，忙祝父亲生日快乐。每年父母的生日，我和弟弟都会精心准备。即使身在外地，也会准备一份礼物，托在成都的老同学给父母一份惊喜，或让家族中其他成员和父母一起来个生日聚餐。今年匆匆之间，没有时间给父母准备礼物，也没有心情，看来父亲的生日只有在黯淡中度过。知道弟弟手机的语音信箱还开通着，我给弟弟和其案件负责警官留了口讯，告诉他们两老上北京的决心，希望能让弟弟打电话回家祝父亲生日快乐。也给那个永远关机的电话号码发去了同样内容的短信。

明显警方找不到弟弟犯罪的依据，但这样扣着算什么？拘留改为监视居住，什么时候进行的？为什么也不通知家属？我们和律师还是见不到他，弟弟还是在无辜地失去自由，谁能为当事人和家属时间、精力、精神上的损失负责？不能让一切都在黑箱中操作，按照我们委托的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的指导，昨天我已经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将《聘请律师为吴皓提供法律帮助的申请》寄给了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国人权（任意拘留）工作小组也有反馈，相信一切很快会有结果。

老公今天才在电话里告诉我，昨天他担心我和弟弟的情况，精神恍惚，撞车了。

妈妈今早也打电话到弟弟公寓，幸好弟弟朋友接的电话，安慰她将留条子给皓子，让他早日打电话回家。4月18日是弟弟的生日，看来快瞒不住了。我又发了一条短信到那个始终关机的号码，请他们看在二老身体不好的情况，让弟弟打电话回家，编造一个借口稳住父母。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置之不理，只好让老公作好最坏的打算。

我望着柳絮纷飞的窗外，心情和它们一样乱。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是不是我让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受到深有压力？事已至此，我只能责怪自己无能。

我始终在想：如果我被关在里面，弟弟在外面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也会力尽一切可能，毕竟我们血管里流的是同样的血，割舍不了的是亲情。

现在，我感到那样的无助。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我千万次告械自己，需要坚强，不要再伤心流泪，不要再在他人面前流露出自己的软弱。可是今天我还是泪洒大街。脑海中不断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春日阳光下，一个吹肥皂泡泡的小女孩在追逐着被阳光折射得五彩缤纷的一个个肥皂泡泡，但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肥皂泡一个个在眼前破灭了。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吹肥皂泡泡的小女孩，曾以为自己离幸福很近，但还未等到追上，它就象肥皂泡破了。那种伤至内心的无助感觉让我变得象玻璃般脆弱。

为什么国保队里一两个人的决定就能左右一大片人的意志，并合法地为自己找到推脱？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进一步高升？天哪！不要再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无中生有，制造冤案。在宣传“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硬生生地将一个个家庭往痛苦的深渊推？

我想与眼前无形的这张大网抗争，但我看不到它，撕不破它，它把我和我先生的世界弄得一片灰色。我还能做什么？我颓丧地坐在街边。真想自己变成齐天大圣，大喝一声妖怪，金箍棒一挥，扫尽天下妖魔鬼怪。

与上周回上海时的情形相反，上海前夜到凌晨一直在淅淅沥沥下小雨，而一到北京，扑面而来的春日阳光气息令人顿时一哆嗦。仅仅离开一周，春天就偷袭、占领了整个北京？路旁的杨柳一致地绿悠悠，桃花令人吃惊地艳丽。

日常生活中打太极拳修身养性，政府相关机构办事打太极拳却令人十分懊恼。发给市公安局局的律师函又转到朝阳分局，他们称尚未查到在押人员中有吴皓，即使与建外派出所联系， 又无后果，都不能落实谁在协助市局办案。完全的托辞！我见过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官，他们都知道案子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负责。暗道这些公安局内部相关机构反而都不知道了？记得头一次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他们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仅打了几个电话就找到了办案警官，这些机构用了十几个工作日还对此一无所知？如果用这种效率缉查凶手或小偷，真正做了坏事的人一定乐哉乐哉过他们自个儿的逍遥日子，一点都不担心可能遭受的法律惩罚。

上周三见到的匿名警官曾警告我要“按照依法途径”解决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所做所为有什么地方超越了法律赋予我们的权限？递交到各部门的材料都石沉大海，对口单位的接待人员都相互推诿，作为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真悲哀。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规定了当事人有相关权力，可当你真地依法办事，你才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黑洞，别期望有什么回应？能告他们“不作为”吗？能告他们知法不执法吗？结果可能还是他们自己查自己，自己审自己，又会不了了之。哎！有法难依。

《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执行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和执行程序约定，但仅“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这一句话就将所有相关的法律内容的可解读性和可执行性全部抹杀。只要相关机构/人员想拥有最大限度的办案“自由”和“权力”，完全可以随时、随地提出“有碍侦查”而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可能相关案件的当时真实情况并不具有妨碍侦查的因素，但该案子仍然会被归入“特殊”法律处理的灰色地带。难道不能将 “例外”处理的适用条件在法律上细化，并约束以程序化内容，防止滥用的可能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想想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在此“例外”前无助的弱势状况吧，难道不能有所改变吗？

我曾问过所有要我“冷静”的警官一个问题：“你们曾有亲人被突然带走而不知原因和去向？”没有一个人能正面回答我，真的，没有一个人。我想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历过这样的痛楚。

我也被告知，应该静静地等待“组织”告诉最终结果。这个组织定义为谁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还是我们所在的市政府？他们也不能告诉我。

最近睡觉一直不安稳。半夜里，心口一阵绞痛，霍然从梦里醒来，再也睡不着。连一向梦少的先生最近都梦见皓子发短消息要求救他，是不是今夜有什么发生？坊间传说，兄弟姐妹会有心灵感应。此时此刻，弟弟是不是也在黑暗中瞪着大眼，望着天花板？是不是一样任由黑暗慢慢侵蚀自己的五脏六腑，在孤独、绝望中沉沦？我被无名的痛苦压抑着发不出声,任由无边的思绪在黑夜中幽幽漂浮着，直到天色微微发白，才浅浅睡去。

日见，和家人在浦东繁华区域行走，看着身边衣着光鲜的上海摩登男女，脑海里却闪现出在一处处政府机关门口所看到凄苦的面容和身影。有明知无望，但仍拄着拐杖、瘸着腿，每天按时来递交一份申述材料的倔强的老太太；有一边填表格，一边哭得稀里哗啦的汉子，相信没有天大的委屈，这位堂堂八尺汉子难留下珍贵的眼泪；有一再受到警察驱赶，但过后仍顽强回到原地，在墙上写下冤屈的默不做声的大爷；有干裂着嘴唇，啃着干馍馍，仍吱哑着嗓子为儿子叫屈的大娘；有拍着桌子大声叫骂的壮年男子…… 我的生活里一直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故事，但我知道我的脑海里将永远难以抹去这些痛苦的记忆片段。我的朋友可以分担我身上的负担，我可以写BLOG宣泄我的情绪。这些（可以称为弱势群体？）不知何处申冤的人们，他/她们将如何卸下他/她们的苦难？不知他/她们的冤苦的声音可被一片繁荣景象的喧哗所掩盖？

回到上海后，回想在北京的经历，脑子里浮现最多的是在北京打过交道的警察的脸。他们的表情值分布在关注至冷漠之间，而且脸部表情的多少刚好与他们的年龄成反比。年龄越轻，才越有可能对案子关注，才越有可能耐心对待家属的询问，才越有可能在他/她们的脸上看到同情，这种表情我曾在公安部信访接待室负责记录的年轻女警官脸上看到过，也在派出所忙忙碌碌的年青警官上看到。但年纪越长的警官，对这类事的处理就越轻描淡写，在他们的脸上越常看到冷漠。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是生活的阅历？是在这种体系下已经习以为常？

朋友们知道皓子的事后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国内朋友，包括已经在海外工作定居的中国朋友，对我的安慰都类似：“不要难过。等你弟弟出来后，劝他小心一点。即使他不带政治色彩，最好也不要碰这些了（指拍摄和写作）。”国际朋友，包括在中国的国际友人，他/她们的反应：“怎么会这样？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对于普通中国人在这些事上的忍让，似乎还不能理解。其实他/她们生长在从小教育他/她们拥有各种权利的社会里，所谓的权利对于他/她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在我的感知中，中国人承担了太多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源于历史，源于父辈经过的苦难。在这种负担下，中国人“忍”字当先，是自己首先放弃了对权利的拥有。其实没有对比，就不会意识到差异。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差异何在。

只有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差异，才能换取对权利的共同尊重。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人制到法制的转变，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会一直存在，这种差异不会缩小。我一直很感谢那位冷静的检察院工作人员，尽管他没有对我弟弟的案子提供多少直接的帮助，但他让我看到了检察体系法制在健全，也让我看到公安体系存在的问题，让我看到差异未来改善的方向，只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这些问题。真的，减少差异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真诚希望以后不要有更多的家庭遭受这样的痛苦，警方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理所当然和冷漠。

4月6日

尽管心里很排斥，但还是听从劝告，到国家公安部跑一趟。昨天下午摸到地方时，别人已经下班了。今天一早，赶到东堂子胡同，开始不让进。原来，这儿跟北京名医院一样，要排号。我来晚了，没号了。门口的同志还算仁慈，看在我要赶12点飞机的情况下，通融了一下，让俺进了。一屋子5个警官，给我谈话交流时间与填表时间一样长。还没等到我把情况讲完，他们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国保大队工作性质特殊，我弟弟的案子跟一般刑事诉讼案子程序不一样，回家等着，最后会有结果告诉家属。我刚申辩几句家属有权知道当事人的状况和涉嫌什么罪名，另一位警官就进来，急不可耐地告诉我，后面还有好几位等着了，不要耽误别人的事。事已至此，我只有惆怅地离开，希望弟弟的事就像接待室墙上挂着的横幅一样：“件件落实”，希望希望依法执法还是能还弟弟清白和自由。

走出胡同，天上开始下雨，是不是老天爷也开始体谅我的心情，为我暂时离开北京这一伤心之地送行。雨中的冰雹砸在出租车上，也砸得我心脏针刺一般疼。开车的师傅乐呵呵的，家长家短地聊得开心，可能想让坐在后座郁郁不乐的我也能分享一点快乐的情绪。直到机场，他都失败了。

一下飞机，温暖的阳光拥抱了我。上海与北京有太不一样的气氛和环境，让我恍然有一种生活的一种不真实感。谢谢回到办公室忙碌的工作，让我暂时忘记了千里以外的悲伤。

回到家，女儿欢天喜地，急不可耐地在她的小黑板上完成她的“妈妈和丫丫”画，并配上她的文学创作：“妈妈你就象大海抱着小鱼，月亮抱着星星”。我紧紧搂着女儿，每一瞬间的幸福都值得珍惜。

夜深人静，再次上网，再次探访久违的了了园，发现生活的不幸还在其它地方上演，见以下摘录（对不起，金燕，侵犯你的版权了）。

2006年3月11日晚上9点，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全家被非法软禁的第195天，袁伟静和她怀中的婴儿一起被扔进路沟。袁伟静的丈夫盲人律师陈光诚被强摁头及地拖上警车带走了，小婴儿的奶奶，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也被扔到了路沟里。袁伟静一家临时居住的房子主人，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及另一个村民，也被警察带走了。直到今天，袁伟静没有任何关于丈夫的消息——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警察带走了以外，袁伟静也没有收到官方的任何法律文件和通知——除了一张所谓的“继续盘问“的告知单。现在已经是4月4日了，又是新的24天！袁伟静被软禁也没有自由，怀抱里的婴儿和妈妈一起没有自由。在软禁的日子里，电话被切断了，手机信号被屏蔽了，倘若外出，打，倘若有人探望，打。大概有三十人被雇佣轮班24小时守在陈光诚门外，上级给他们每个人每天发放30元-80元不等的“工资”——至今为止，看得见发放的工资也有三四十万了吧！何况那些看不见的“上级”和额外调动的一百多名警员呢？最可笑的事，陈光诚一家被批准上山祭祖坟，上级就动员了据说超过500的人力，十几辆的车，满山遍野地布岗，最靠近陈光诚的那些“人们”，手里提着手机信号屏蔽仪和苹果。村民愤愤，国民愤愤，却无能为力。

回到家刚平静一点的心又沉重起来。

现在我每次看到警察，特别是便衣警察，都会发抖，控制不住地发抖。我知道这不是源于恐惧，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在其它国家，在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判决当事人有罪的前提下，当事人都当作“无罪”处理。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篇《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是明确了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在法律上都应处于“无罪”地位。但实际上不是，到派出所、警局，回答都是“你弟没事，警察会跟着他？”；取证的警方审查人员的思维也已经定位在违法犯罪上，问弟弟朋友的问题都是需要想象力的，甚至直接告诉我我弟弟违法犯罪了，但说不出所以然；再三询问的公安局信访办的警官也直接了当告诉我我弟弟违法犯罪了，但不能说明涉嫌什么罪名……。哎，一旦被警察盯上，当事人就被钉上“有罪”的标签，家属也只能被动等待，也不能宣称具有知情权。

想到这一切，源于弟弟同学听到他的消息后的评论：

我是你弟弟的科大同学。十四年没有联系，但我记得你弟弟活泼乐观的性格！
今天，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在网上读到他被捕的消息，很震惊。也才了解得他近年来的生活和思维，很自豪有这样的朋友。
作为中国人，也很悲哀咱们的国家到现在还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法律权利！
每次西方讨论言论自由，我都觉得是多管闲事。今天才切身体会到，一个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射及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法律权利，我们得自己争取！

我希望你的家人能体会到，吴皓的被捕，和没有基本的法律程序接受正常的审理和辩护，不是吴皓一个人的不平。很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深感不平。我们支持你和你的家人的努力，并示以敬意！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到我的家庭中，因为我们太普通了，正因为我们普通，所以给我们的震痛才更大，更难以置信。相信皓子的朋友也深有同感，这是另外一个皓子的朋友在EMAIL里的一段：

Throughout the past 4 years that I know Hao, he is always a very non-political person. He is just an artist in his heart. This is what make the news particularly shocking!（根据过去四年我对皓子的了解来看，他完全不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人，只是从内心来说是一个艺术家，而正是这点使这个消息特别令人震惊。）

其实，弟弟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总觉得我拥有一切，家庭、朋友、喜欢的工作、上海典型的小资生活。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一切，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朋友圈。。。。。其实那只是我的假象。一个人是很容易丧失他/她的权利,一个普通人是很容易被从他/她的日常生活中带走，不需要任何警告，不需要任何理由，当然不需要本人的同意，也得不到什么法律帮助。尽管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我弟弟目前真的失去了自由。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说不否认现阶段有非法行为，但目前没有机构/人员来制止这非法现象的继续。

真的，只有在自己的权利在受到侵犯时，人们才会意识到权利对自己的重要。我现在开始关注法律，开始去寻找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利。希望一切不要太晚。

同时，我知道目前自己已经没有隐私权，我知道他们清楚我的一举一动。其实，做事坦荡，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也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将继续努力争取弟弟早日出来。我只是不知道所有依法的渠道都努力完了，还会有什么？

昨天下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北京市政府信访接待办公室反映情况，刚到门口吓了一跳，门口停着好几辆警车。平时都有这么多警察保护？害怕闹事？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显然比北京市公安局嘈杂许多，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排队快轮到我时，大厅突然多了几位目光炯炯、交头接耳的精壮汉子，他们的出现显然与整个大厅的气氛格格不入。还未等我把整个情况讲述完毕，信访接待员就告诉我，北京公安局是专业机构，这种事北京市政府管不了。我反问一句，我弟弟在北京居住，人也是在北京被警方带走的，为何管不了？接待员无奈地回答，公安局直接归上面管辖，意思是北京市政府对他们做的事也无过问权？在我一再逼迫下，他给我出主意，到检察院反映情况，检察院应该可以对公安局进行监督。看来，所有政府机关的信访处都只起窗口作用，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里连材料都不能接受。我看着他们信访接待登记表上我那一栏寥寥两行字，以及旁边忙着计算机输入的工作人员，心里一阵凄凉，这最终将仅演变成为计算机里一个记录而已？

当我在休息椅子上坐下，调整情绪时，那一帮精壮汉子逐渐散去，最后一位“西装”也在观察我很久后离去。当我准备到窗口再次讨教时，被一位40多岁的低保男士滔滔不绝的评理阻断。我注意到，原先那一帮汉子又回到大厅，陆续从办公室里面和外面又有其他人员加入，这么大的架势为了这位情绪激动的下岗人员？今天还有其它大事？尚未等到我弄清状况，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使我离开闹哄哄的信访大厅。妈呀！门口除了一溜警车，又多了一辆大巴。在我接听电话过程中，大厅里曾露面的几位年纪较长的精干汉子，先后几次经过我身旁，瞧我几眼，上上下下大巴。看来我继续留下去于事无补，而且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敏感。权衡之下，我毅然离开这一片嘲杂、无望之地。

昨天是及其混乱、超负荷的一天。各种信息不断涌入，不同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都需要我作判断、决策，时间留给我的余地已经不多，我那被绷紧的神经不断再被加上负荷，最后我怀疑羽毛之力就可使其断裂，使我崩溃。在晚餐时，我忍不住告诉朋友，我好害怕啊！害怕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对我弟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实，生有一个普通人的思维是幸福，生为一个思想家意味着一生将陷在不断深入思考的痛苦。弟弟不像外表表现得那样时时阳光、坚强，他拥有的是一颗敏感、多愁善感的心。所以在他观察、思考一些社会问题时，往往身感其受，在精神上陷入与当事人一样的痛苦状态。而我由于血源关系，能感受到他的痛，他的苦，但无力相助。一生中我流得最多的两次眼泪都是为了弟弟，他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有时我多么希望他不要那么优秀，宁愿他普通一些，这样他就会拥有普通人的快乐。可是弟弟就是弟弟，我只能在痛苦中为他感到骄傲。

晚上，很晚了，我头痛欲裂，再无力敲动键盘，只好将昨天日志留到今天。今天仍然是一个晴天，除了早已定好的约会，计划中该来的没有来，应该是好消息吧？我已习惯忙碌，平静让我无所适从。真心希望一切在最近两周有个初步了断，我已经快承受不了生活之重,特别是需要我对弟弟的生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