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今天才在电话里告诉我，昨天他担心我和弟弟的情况，精神恍惚，撞车了。

妈妈今早也打电话到弟弟公寓，幸好弟弟朋友接的电话，安慰她将留条子给皓子，让他早日打电话回家。4月18日是弟弟的生日，看来快瞒不住了。我又发了一条短信到那个始终关机的号码，请他们看在二老身体不好的情况，让弟弟打电话回家，编造一个借口稳住父母。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置之不理，只好让老公作好最坏的打算。

我望着柳絮纷飞的窗外，心情和它们一样乱。谁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是不是我让周围的亲人和朋友都感受到深有压力？事已至此，我只能责怪自己无能。

我始终在想：如果我被关在里面，弟弟在外面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也会力尽一切可能，毕竟我们血管里流的是同样的血，割舍不了的是亲情。

现在，我感到那样的无助。我实在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我千万次告械自己，需要坚强，不要再伤心流泪，不要再在他人面前流露出自己的软弱。可是今天我还是泪洒大街。脑海中不断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在春日阳光下，一个吹肥皂泡泡的小女孩在追逐着被阳光折射得五彩缤纷的一个个肥皂泡泡，但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肥皂泡一个个在眼前破灭了。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吹肥皂泡泡的小女孩，曾以为自己离幸福很近，但还未等到追上，它就象肥皂泡破了。那种伤至内心的无助感觉让我变得象玻璃般脆弱。

为什么国保队里一两个人的决定就能左右一大片人的意志，并合法地为自己找到推脱？究竟为了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为了进一步高升？天哪！不要再象“文化大革命”一样，无中生有，制造冤案。在宣传“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什么还有人硬生生地将一个个家庭往痛苦的深渊推？

我想与眼前无形的这张大网抗争，但我看不到它，撕不破它，它把我和我先生的世界弄得一片灰色。我还能做什么？我颓丧地坐在街边。真想自己变成齐天大圣，大喝一声妖怪，金箍棒一挥，扫尽天下妖魔鬼怪。

与上周回上海时的情形相反，上海前夜到凌晨一直在淅淅沥沥下小雨，而一到北京，扑面而来的春日阳光气息令人顿时一哆嗦。仅仅离开一周，春天就偷袭、占领了整个北京？路旁的杨柳一致地绿悠悠，桃花令人吃惊地艳丽。

日常生活中打太极拳修身养性，政府相关机构办事打太极拳却令人十分懊恼。发给市公安局局的律师函又转到朝阳分局，他们称尚未查到在押人员中有吴皓，即使与建外派出所联系， 又无后果，都不能落实谁在协助市局办案。完全的托辞！我见过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警官，他们都知道案子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负责。暗道这些公安局内部相关机构反而都不知道了？记得头一次去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办公室，他们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仅打了几个电话就找到了办案警官，这些机构用了十几个工作日还对此一无所知？如果用这种效率缉查凶手或小偷，真正做了坏事的人一定乐哉乐哉过他们自个儿的逍遥日子，一点都不担心可能遭受的法律惩罚。

上周三见到的匿名警官曾警告我要“按照依法途径”解决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所做所为有什么地方超越了法律赋予我们的权限？递交到各部门的材料都石沉大海，对口单位的接待人员都相互推诿，作为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真悲哀。虽然相关法律法规条款规定了当事人有相关权力，可当你真地依法办事，你才发现你面对的是一个黑洞，别期望有什么回应？能告他们“不作为”吗？能告他们知法不执法吗？结果可能还是他们自己查自己，自己审自己，又会不了了之。哎！有法难依。

《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执行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和执行程序约定，但仅“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这一句话就将所有相关的法律内容的可解读性和可执行性全部抹杀。只要相关机构/人员想拥有最大限度的办案“自由”和“权力”，完全可以随时、随地提出“有碍侦查”而不受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可能相关案件的当时真实情况并不具有妨碍侦查的因素，但该案子仍然会被归入“特殊”法律处理的灰色地带。难道不能将 “例外”处理的适用条件在法律上细化，并约束以程序化内容，防止滥用的可能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想想相关当事人及其家属在此“例外”前无助的弱势状况吧，难道不能有所改变吗？

我曾问过所有要我“冷静”的警官一个问题：“你们曾有亲人被突然带走而不知原因和去向？”没有一个人能正面回答我，真的，没有一个人。我想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历过这样的痛楚。

我也被告知，应该静静地等待“组织”告诉最终结果。这个组织定义为谁了？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还是我们所在的市政府？他们也不能告诉我。

最近睡觉一直不安稳。半夜里，心口一阵绞痛，霍然从梦里醒来，再也睡不着。连一向梦少的先生最近都梦见皓子发短消息要求救他，是不是今夜有什么发生？坊间传说，兄弟姐妹会有心灵感应。此时此刻，弟弟是不是也在黑暗中瞪着大眼，望着天花板？是不是一样任由黑暗慢慢侵蚀自己的五脏六腑，在孤独、绝望中沉沦？我被无名的痛苦压抑着发不出声,任由无边的思绪在黑夜中幽幽漂浮着，直到天色微微发白，才浅浅睡去。

日见，和家人在浦东繁华区域行走，看着身边衣着光鲜的上海摩登男女，脑海里却闪现出在一处处政府机关门口所看到凄苦的面容和身影。有明知无望，但仍拄着拐杖、瘸着腿，每天按时来递交一份申述材料的倔强的老太太；有一边填表格，一边哭得稀里哗啦的汉子，相信没有天大的委屈，这位堂堂八尺汉子难留下珍贵的眼泪；有一再受到警察驱赶，但过后仍顽强回到原地，在墙上写下冤屈的默不做声的大爷；有干裂着嘴唇，啃着干馍馍，仍吱哑着嗓子为儿子叫屈的大娘；有拍着桌子大声叫骂的壮年男子…… 我的生活里一直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故事，但我知道我的脑海里将永远难以抹去这些痛苦的记忆片段。我的朋友可以分担我身上的负担，我可以写BLOG宣泄我的情绪。这些（可以称为弱势群体？）不知何处申冤的人们，他/她们将如何卸下他/她们的苦难？不知他/她们的冤苦的声音可被一片繁荣景象的喧哗所掩盖？

回到上海后，回想在北京的经历，脑子里浮现最多的是在北京打过交道的警察的脸。他们的表情值分布在关注至冷漠之间，而且脸部表情的多少刚好与他们的年龄成反比。年龄越轻，才越有可能对案子关注，才越有可能耐心对待家属的询问，才越有可能在他/她们的脸上看到同情，这种表情我曾在公安部信访接待室负责记录的年轻女警官脸上看到过，也在派出所忙忙碌碌的年青警官上看到。但年纪越长的警官，对这类事的处理就越轻描淡写，在他们的脸上越常看到冷漠。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是生活的阅历？是在这种体系下已经习以为常？

朋友们知道皓子的事后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应。国内朋友，包括已经在海外工作定居的中国朋友，对我的安慰都类似：“不要难过。等你弟弟出来后，劝他小心一点。即使他不带政治色彩，最好也不要碰这些了（指拍摄和写作）。”国际朋友，包括在中国的国际友人，他/她们的反应：“怎么会这样？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对于普通中国人在这些事上的忍让，似乎还不能理解。其实他/她们生长在从小教育他/她们拥有各种权利的社会里，所谓的权利对于他/她们来说是理所当然。在我的感知中，中国人承担了太多的精神负担，这种负担源于历史，源于父辈经过的苦难。在这种负担下，中国人“忍”字当先，是自己首先放弃了对权利的拥有。其实没有对比，就不会意识到差异。只有经历过，才知道差异何在。

只有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差异，才能换取对权利的共同尊重。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人制到法制的转变，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会一直存在，这种差异不会缩小。我一直很感谢那位冷静的检察院工作人员，尽管他没有对我弟弟的案子提供多少直接的帮助，但他让我看到了检察体系法制在健全，也让我看到公安体系存在的问题，让我看到差异未来改善的方向，只是需要更多人来关心这些问题。真的，减少差异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真诚希望以后不要有更多的家庭遭受这样的痛苦，警方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理所当然和冷漠。

4月6日

尽管心里很排斥，但还是听从劝告，到国家公安部跑一趟。昨天下午摸到地方时，别人已经下班了。今天一早，赶到东堂子胡同，开始不让进。原来，这儿跟北京名医院一样，要排号。我来晚了，没号了。门口的同志还算仁慈，看在我要赶12点飞机的情况下，通融了一下，让俺进了。一屋子5个警官，给我谈话交流时间与填表时间一样长。还没等到我把情况讲完，他们就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国保大队工作性质特殊，我弟弟的案子跟一般刑事诉讼案子程序不一样，回家等着，最后会有结果告诉家属。我刚申辩几句家属有权知道当事人的状况和涉嫌什么罪名，另一位警官就进来，急不可耐地告诉我，后面还有好几位等着了，不要耽误别人的事。事已至此，我只有惆怅地离开，希望弟弟的事就像接待室墙上挂着的横幅一样：“件件落实”，希望希望依法执法还是能还弟弟清白和自由。

走出胡同，天上开始下雨，是不是老天爷也开始体谅我的心情，为我暂时离开北京这一伤心之地送行。雨中的冰雹砸在出租车上，也砸得我心脏针刺一般疼。开车的师傅乐呵呵的，家长家短地聊得开心，可能想让坐在后座郁郁不乐的我也能分享一点快乐的情绪。直到机场，他都失败了。

一下飞机，温暖的阳光拥抱了我。上海与北京有太不一样的气氛和环境，让我恍然有一种生活的一种不真实感。谢谢回到办公室忙碌的工作，让我暂时忘记了千里以外的悲伤。

回到家，女儿欢天喜地，急不可耐地在她的小黑板上完成她的“妈妈和丫丫”画，并配上她的文学创作：“妈妈你就象大海抱着小鱼，月亮抱着星星”。我紧紧搂着女儿，每一瞬间的幸福都值得珍惜。

夜深人静，再次上网，再次探访久违的了了园，发现生活的不幸还在其它地方上演，见以下摘录（对不起，金燕，侵犯你的版权了）。

2006年3月11日晚上9点，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全家被非法软禁的第195天，袁伟静和她怀中的婴儿一起被扔进路沟。袁伟静的丈夫盲人律师陈光诚被强摁头及地拖上警车带走了，小婴儿的奶奶，一个七十多岁的女人，也被扔到了路沟里。袁伟静一家临时居住的房子主人，一个普通的农民以及另一个村民，也被警察带走了。直到今天，袁伟静没有任何关于丈夫的消息——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警察带走了以外，袁伟静也没有收到官方的任何法律文件和通知——除了一张所谓的“继续盘问“的告知单。现在已经是4月4日了，又是新的24天！袁伟静被软禁也没有自由，怀抱里的婴儿和妈妈一起没有自由。在软禁的日子里，电话被切断了，手机信号被屏蔽了，倘若外出，打，倘若有人探望，打。大概有三十人被雇佣轮班24小时守在陈光诚门外，上级给他们每个人每天发放30元-80元不等的“工资”——至今为止，看得见发放的工资也有三四十万了吧！何况那些看不见的“上级”和额外调动的一百多名警员呢？最可笑的事，陈光诚一家被批准上山祭祖坟，上级就动员了据说超过500的人力，十几辆的车，满山遍野地布岗，最靠近陈光诚的那些“人们”，手里提着手机信号屏蔽仪和苹果。村民愤愤，国民愤愤，却无能为力。

回到家刚平静一点的心又沉重起来。

现在我每次看到警察，特别是便衣警察，都会发抖，控制不住地发抖。我知道这不是源于恐惧，而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纯粹的生理现象。在其它国家，在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判决当事人有罪的前提下，当事人都当作“无罪”处理。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篇《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也是明确了未经法院判决，任何人在法律上都应处于“无罪”地位。但实际上不是，到派出所、警局，回答都是“你弟没事，警察会跟着他？”；取证的警方审查人员的思维也已经定位在违法犯罪上，问弟弟朋友的问题都是需要想象力的，甚至直接告诉我我弟弟违法犯罪了，但说不出所以然；再三询问的公安局信访办的警官也直接了当告诉我我弟弟违法犯罪了，但不能说明涉嫌什么罪名……。哎，一旦被警察盯上，当事人就被钉上“有罪”的标签，家属也只能被动等待，也不能宣称具有知情权。

想到这一切，源于弟弟同学听到他的消息后的评论：

我是你弟弟的科大同学。十四年没有联系，但我记得你弟弟活泼乐观的性格！
今天，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在网上读到他被捕的消息，很震惊。也才了解得他近年来的生活和思维，很自豪有这样的朋友。
作为中国人，也很悲哀咱们的国家到现在还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法律权利！
每次西方讨论言论自由，我都觉得是多管闲事。今天才切身体会到，一个国家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射及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法律权利，我们得自己争取！

我希望你的家人能体会到，吴皓的被捕，和没有基本的法律程序接受正常的审理和辩护，不是吴皓一个人的不平。很多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深感不平。我们支持你和你的家人的努力，并示以敬意！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件会发生到我的家庭中，因为我们太普通了，正因为我们普通，所以给我们的震痛才更大，更难以置信。相信皓子的朋友也深有同感，这是另外一个皓子的朋友在EMAIL里的一段：

Throughout the past 4 years that I know Hao, he is always a very non-political person. He is just an artist in his heart. This is what make the news particularly shocking!（根据过去四年我对皓子的了解来看，他完全不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人，只是从内心来说是一个艺术家，而正是这点使这个消息特别令人震惊。）

其实，弟弟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总觉得我拥有一切，家庭、朋友、喜欢的工作、上海典型的小资生活。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一切，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朋友圈。。。。。其实那只是我的假象。一个人是很容易丧失他/她的权利,一个普通人是很容易被从他/她的日常生活中带走，不需要任何警告，不需要任何理由，当然不需要本人的同意，也得不到什么法律帮助。尽管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但是我弟弟目前真的失去了自由。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说不否认现阶段有非法行为，但目前没有机构/人员来制止这非法现象的继续。

真的，只有在自己的权利在受到侵犯时，人们才会意识到权利对自己的重要。我现在开始关注法律，开始去寻找自己可能拥有的权利。希望一切不要太晚。

同时，我知道目前自己已经没有隐私权，我知道他们清楚我的一举一动。其实，做事坦荡，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也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将继续努力争取弟弟早日出来。我只是不知道所有依法的渠道都努力完了，还会有什么？

昨天下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到北京市政府信访接待办公室反映情况，刚到门口吓了一跳，门口停着好几辆警车。平时都有这么多警察保护？害怕闹事？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显然比北京市公安局嘈杂许多，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排队快轮到我时，大厅突然多了几位目光炯炯、交头接耳的精壮汉子，他们的出现显然与整个大厅的气氛格格不入。还未等我把整个情况讲述完毕，信访接待员就告诉我，北京公安局是专业机构，这种事北京市政府管不了。我反问一句，我弟弟在北京居住，人也是在北京被警方带走的，为何管不了？接待员无奈地回答，公安局直接归上面管辖，意思是北京市政府对他们做的事也无过问权？在我一再逼迫下，他给我出主意，到检察院反映情况，检察院应该可以对公安局进行监督。看来，所有政府机关的信访处都只起窗口作用，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里连材料都不能接受。我看着他们信访接待登记表上我那一栏寥寥两行字，以及旁边忙着计算机输入的工作人员，心里一阵凄凉，这最终将仅演变成为计算机里一个记录而已？

当我在休息椅子上坐下，调整情绪时，那一帮精壮汉子逐渐散去，最后一位“西装”也在观察我很久后离去。当我准备到窗口再次讨教时，被一位40多岁的低保男士滔滔不绝的评理阻断。我注意到，原先那一帮汉子又回到大厅，陆续从办公室里面和外面又有其他人员加入，这么大的架势为了这位情绪激动的下岗人员？今天还有其它大事？尚未等到我弄清状况，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使我离开闹哄哄的信访大厅。妈呀！门口除了一溜警车，又多了一辆大巴。在我接听电话过程中，大厅里曾露面的几位年纪较长的精干汉子，先后几次经过我身旁，瞧我几眼，上上下下大巴。看来我继续留下去于事无补，而且我的神经变得越来越敏感。权衡之下，我毅然离开这一片嘲杂、无望之地。

昨天是及其混乱、超负荷的一天。各种信息不断涌入，不同声音在我耳边响起，都需要我作判断、决策，时间留给我的余地已经不多，我那被绷紧的神经不断再被加上负荷，最后我怀疑羽毛之力就可使其断裂，使我崩溃。在晚餐时，我忍不住告诉朋友，我好害怕啊！害怕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对我弟弟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其实，生有一个普通人的思维是幸福，生为一个思想家意味着一生将陷在不断深入思考的痛苦。弟弟不像外表表现得那样时时阳光、坚强，他拥有的是一颗敏感、多愁善感的心。所以在他观察、思考一些社会问题时，往往身感其受，在精神上陷入与当事人一样的痛苦状态。而我由于血源关系，能感受到他的痛，他的苦，但无力相助。一生中我流得最多的两次眼泪都是为了弟弟，他已经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有时我多么希望他不要那么优秀，宁愿他普通一些，这样他就会拥有普通人的快乐。可是弟弟就是弟弟，我只能在痛苦中为他感到骄傲。

晚上，很晚了，我头痛欲裂，再无力敲动键盘，只好将昨天日志留到今天。今天仍然是一个晴天，除了早已定好的约会，计划中该来的没有来，应该是好消息吧？我已习惯忙碌，平静让我无所适从。真心希望一切在最近两周有个初步了断，我已经快承受不了生活之重,特别是需要我对弟弟的生活负责。

作为吴皓的家属，本来一直想保持低调，但发现事件的发展已经超过我们的控制后，保持沉默已经变为不可能。特别是一些媒体和BLOG刊登中存在的歧义之处，我们认为有必要发点声音：

1.         吴皓不是“信徒”或“基督徒”，至拘留前他尚无任何宗教信仰。

2.         吴皓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他只是一个独立影片制片人和BLOG写作者；

3.         吴皓无政治倾向，只是忠实地发表自己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4.         警方至今没有能够提供扣押吴皓的理由，家属始终相信吴皓是清白无辜的。

在家属、朋友积极寻找吴皓的过程中，队伍中也出现了并不关注皓子的身影：

         因特网上第一次出现“释放吴皓”的诉求时，我去访问了相关网站。评论中“C：”不知何方人士，不知何因、何故，写下了“Trash like Hao Wu should be detained earlier”。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这位“C：”请教，今日借助该BLOG想与他或她讨论一番：

1.         每一位人，不管居住在地球上哪个角落，都有自己的尊严，都不能妄以称为“Trash”，对吗？

2.         这位“C：”先生或女士，在评论中除了该处外，其它地方都没有提到Hao Wu，不知他或她是否看过皓子制作的电影、写的文章？如果没有，在逻辑上是否犯了妄下结论的错误？

3.         如果连皓子都被归入“Trash”一类，那地球上会留下几个立着的人了？

4.         是否应该拘留不是由这位先生或女士决定，也不是家属，或者任何一个个体能决定的，而是应该根据法律，经过法律程序来决定的。目前，尚没有一个相关机构给出一个合法、合规的解释。这位先生或女士，自己是否能从法律角度出发给出吴皓应该被拘留的理由？

今日凌晨，拜访http://ethanzuckerman.com/haowu，发现一位jessica copeland十分活跃，但她的兴趣似乎不在我弟弟上，只在关塔那摩囚犯身上，其实：

1.         参与评论的多数人和我本人都认为关塔那摩囚犯事件不妥当，这并无再讨论的意义;

2.         在指责一件错事时, 怎么能对正在讨论的另一件错事视若无睹?如果美国政府践踏了关塔那摩囚犯的权利，那中国警方就能漠视吴皓和家属的权利吗？

3.         在没有其它确凿事实依据的前提下, 根据什么判断吴皓事件另有隐情?莫非她自己有自己的信息来源?

我作为皓子的姐姐，相信皓子的为人处事，也相信他没有做出任何危害他人、社会的坏事。我和我的家人在寻找皓子的过程中，也有爱他的朋友们支持，我们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知道他自由的消息，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见到他，但是对皓子的信任将一直支撑我们到底。

另外,为了让大家对吴皓的事件有一个更彻底的了解，特将律师周五发给北京市公安局督察处函登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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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督察处：

关于北京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吴皓（男，1972年4月生人，职业：“纪录片制片人”，住本市朝阳区XXXX花园XXXX）涉嫌违法犯罪一案（涉嫌罪名尚不得而知），针对办案机关在办案程序上出现的问题，北京市XXXX律师事务所反映如下：

吴皓于2006年2月22日从其住处被贵局警员带走，吴皓的亲属曾于3月18日向贵局及住所地朝阳公安分局递交书面意见，请求得到吴皓涉嫌违法犯罪的罪名及现状的答复，未得到回复。3月20日，吴皓的亲属到北京市公安局查询，方得到吴皓已被拘留的答复，但仍未告知涉嫌罪名及羁押地点。

在此情况下，吴皓之姐吴娜向北京市XXXX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帮助，本所接受吴皓之姐吴娜的委托，依法指派XXX、XXX律师担任在押犯罪嫌疑人吴皓的侦查阶段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但鉴于无法了解吴皓涉嫌违法犯罪的罪名、办案机关及羁押地点，本所于2006年3月21日致函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公室，请求协助代转联络，并随函送上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及委托手续，希望促请办案机关尽快确定会见时间。此后，曾有媒体报道此案系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承办。然而至今本所律师未能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任何答复。

3月29日，吴皓之姐吴娜再次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请求了解吴皓涉嫌违法犯罪的罪名、办案机关及羁押地点，但又一次遭到拒绝。

我们认为：此案的办案程序有悖《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不符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北京市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以及北京市公安局《关于进一步遭好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工作的通知》和《规范文明执法30项措施》。

1、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2、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提请审查批准逮捕前的刑事拘留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十天。而此案吴皓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至今已超过37天。

3、根据北京市的相关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办案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四十八小时内向律师开具关于会见的公函并安排律师会见。”

4、尽管律师目前尚不能知晓吴皓涉嫌违法犯罪的内容，但在侦查阶段，即使属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办案机关“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出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鉴于上述情况，依照相关规定，我们特向贵局督察处书面反映，请求责成有关部门尽快纠正不当行为，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谨致

敬礼！

                             北京市XXXX律师事务所

2006年 3 月 31 日

抄报：北京市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

曾和相似经历的朋友交流，我们都不喜欢去公安局或派出所，每去一次，心灵都会遭受一次煎熬，出来后更觉得无助和凄凉。对于一些公安人员而言，这是他们接待的案子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在他们脸上只看到千篇一律的冷漠。但我们的亲人对于我们而言是100%，是我们美好世界缺一不可的一份子，期望和现实的残酷的对照，往往能将我们的情绪打入地狱的冷窖。

可是，我要知道弟弟的消息，只能咬牙再次来到建外办出所。幸运的是，接待的老警官帮我接通了我第一次遇见的一帮警官中唯一出示了证件的张警官。当我提出了要见办案警官的要求时，他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告诉我以前的一次已经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这天地下并不都是冷冰冰的警察，他还算耐心地给我上了警察办案基础第一课。我弟弟的案子由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处负责，应该庆幸没有涉及国家安全案件那么严重？也不是普通刑事案件那么简单？难道是政治案件？可我知道我弟弟没有任何政治倾向。所有这些可能已经超过了张警官的解答范围，我心一软，任他挂断了电话。人心太软，真办不了大事。以前，我的心太软，所以干不了投行。现在，我心软，就永远得不到弟弟的准确信息？不争气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身体疲软迈不开步。看着派出所接待大厅进进出出忙碌的人群，心中暗暗纳闷：除了亲人和朋友，可曾有其他人在意皓子的失踪？

外面，我有丈夫、朋友和律师的支持；里面，弟弟不能看书，不能接触到外面的信息，不是更孤独无援？我要坚强，不能在弟弟倒下之前，我先倒下。就像以前我相信弟弟有一颗宽厚、仁爱的心，现在的我始终相信弟弟是清白的，只希望他正直的性格不要让他吃太多的苦头。

2006-3-30日

今天一起床，两眼肿得象两个大核桃，只好戴上墨镜上路。幸好，外面的阳光很好，晒在人身上很舒服，我眯了眯眼睛看了看天空，北京的天空比上海的差多了，但想想自己以前早出晚归，可有空抬头望天空？别奢求了。大望路沿街的旧房在拆迁，一片喧嚷，想想弟弟以前也无数次走在这热闹的人群中，我感觉到他距离我很近，我贪婪地搜视着每个小摊贩、每一处瓦砾。弟弟，今天可有幸看到这明媚的阳光？可知道姐姐正走在你已经走过无数次的路上？一想到，他可能被关在黑屋子里，外面的世界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消息也不知道，我的心情不禁黯然下来。

我的笔记本电脑

下午，再次拨通那个已经打过无数次的上海电话号码，才知道那是上海刑侦支队，接听电话的仍然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的那位女士，但口气明显与第一次不同，这次说需要时间等待通知。现在想想我丢失笔记本电脑的经历仍然难以置信。3月8日，妇女节，下午，在国际会展中心参加完券商会议出来，决定顺便在正大广场易初莲花给女儿买点水果，仅仅弯腰捡起桔子的几秒钟时间，我身边的购物车就不见，连同车上的笔记本电脑和衣服无声无息、突然从人间蒸发了，我看看身边没有什么人，立即问我身斜后方的营业员是否看见什么人推走了我的购物车，她摇摇头。几分钟时间里，我给超市的保安说明情况，请他们帮助查找，又到服务台登记情况，在超市一层巡查一番，回到原处，营业员已经掉班，在距我丢失物品仅几步之遥，我发现了自己原来的购物车，名牌风衣还在，消失的只是我的HP笔记本电脑。似乎这一段经历应该在陆家嘴警署作完报案记录暂告一段落。其实不然，在3月22日，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收到以上警方电话，告诉我笔记本可能找到，但必须告诉产品序列号以证明是本人的。我告诉她：笔记本电脑背后有公司产品登记标号，甚至只要插上电源，查查登录名字是否是我即可。电话上女警官只好告诉我，电脑可能在外地公安局找到，需要我提供证据。我欢天喜地、颇费了一番周折找到产品序列号告之，但此后再无音讯。再打回几次电话，皆是男士应答，皆不知此事，也不肯告之何部门。

伤感的歌曲

晚餐时，我和另一朋友在餐厅里，听到一支抒情的老歌，大意是：我在这里回想昨天，心里默默希望，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想起以前到北京出差，自己会尽量争取和弟弟一起吃顿饭，有时和我的朋友一起，有时和他的朋友一起。现在我已经不能奢望他突然出现在餐桌前，那种欢欢笑笑、互相争论的情景也难以重现。我也难以回到以前快快乐乐的小妇人心态。我叹了口气，朋友拍了拍我的肩膀，谁都知道平静的生活已经远离我。

永远的父母

担心父母，晚上还是打了个电话回老家。4月是弟弟和父亲的生日，尽管父母说只要我们姐弟的心意即可，但弟弟永远不会忘记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日，届时没有弟弟的电话，或者父母没有办法在电话里给弟弟送上生日祝福，我的谎就没有办法再圆下去了。担心父母的病体将如何承受这一打击，我恍惚地不知所云，幸亏没有告诉他们我在北京，否则一定会被追问皓子的情况。

很久没有使用过的公寓电话终于响了。是NY公共电视台要播放弟弟的第一部电影，Beijing or Bust，但联系不到本人。我只好让她看报纸、网站了解最近发生的事件，我已经没有力气再重复讲述弟弟的故事了。

为什么老天折磨人，把弟弟从他自己的生活中突然抽走，又让我住进他的公寓，见他的朋友，看他的书，听他的CD，去触摸他过去生活中每一气息，但不让他在我身边，要我独自去应付他生活中的询问了。我充当不了弟弟生活中的核心，我太累了，让弟弟回来吧，请让他的生活继续。

自从GOOGLE到“胡佳在哪里“以后，就把金燕的BLOG当成自己心灵休息驿站，有事没事会看看她的日志和随后评论，与她一起喜怒哀乐，因为我和她一样经历了亲人不见后的痛苦和迷茫。现在，胡佳回来了，我真诚为她和她的家人高兴，而我将继续寻找弟弟的历程。在朋友的支持下，我相信也会等到微笑的一天。

从来没想到，成人后的我，会写除研究报告和投资日志以外的任何文章。高中时经历了日记被窥视的尴尬，也读过和听说过文革时期日记相关的各种故事，20岁以后的我不再信任手中的笔去记录自己的心路。可能工作繁忙，只知道网络上很热的博客，但从未亲自访问过一个BLOG。弟弟不见了，我平生第一遭访问了他的BLOG，Beijing or Bust, 以后一发不可收拾，阅过一个又一个他人的故事。

自己的写作水平一向很逊，作文更是我的头痛科目。但是，我现在相信真情会在键盘上跳跃，会敲下我们家人、朋友思念皓子的每个字符，这一份分感情不需要文采的粉饰，只需要真实的记录，希望能补上我平时难以说出口的”我爱你，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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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骄傲自己对所从事的职业充满了激情，也希望自己仍然象以前一样全神贯注于事业，但我还是半场退出了申银万国春季投资策略会，驱车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希望能在胡佳回家后，得到弟弟的消息。

这次没有让我填表格，还是上次的警官接待我，他和另外的警官答应我帮联系到负责办案的警官。进进出出很多趟，经过漫长的等待，没有等到办案警官，只等来一条消息：吴皓违法犯罪了（3月20日来的时候，只是告知吴皓被拘留了）。他们仍然拒绝告知涉嫌什么罪名，也拒绝聘请的律师会见当事人。宣言找到公安部也没有用。知法执法的机构真能如此漠视当事人和家属的权利，人被拘押5周了，没有任何解释？我的愤怒在胸膛中膨胀。听到，原来办案人员对释放弟弟期限的一再承诺，竞是所谓”工作方法之一”，我一怒冲天，堂堂国家工作人员竟随意践踏人的尊严，对家属的承诺竟象撕废纸一样撕得粉碎，究竟法律赋予他们什么样的权利？想想也是，对方在见面中从不出示警官证（尽管一再要求），相互之间从不称呼。只知道领头的姓孙，警校毕业后当了一阵老师，然后从事该工作（？）15年，这有限的信息说不定都是假的。我气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也气这挂着警徽的地方就是不为人民服务。最后，为借用洗手间与保安发生了争执，什么都是规矩，什么都是为了保密，为什么就是不敢写下来。我的愤怒需要宣泄，但最后，我只是泪流成河跑了出来，我不能为难小小的保安和办事人员。在喏大的北京，找一个讲理和讲得清理的地方太难了。

晚上和朋友吃饭，才知道朋友下午经历了一阵惊吓。他曾经在下午长时间给我和J打电话，就是通不了，担心我俩发生什么意外，幸亏坚持不懈拨号和我们通上电话才稍宽心思。奇怪，那时间我刚好在XXXX之家大堂，信号很好，电话也未响过，检查通话记录中也没有未接电话，何以不通？想想也有其它人抱怨曾我不接电话，实在蹊跷。最后，象烈士留遗言一样，留给朋友我先生和辞职前单位联络信息，还有一种在小说中的不真实感，真的会有什么事发生吗？人消失不见了，以为只在小说中可能出现的情景，不在生活中也出现了吗？

忍不住还是给女儿通了电话，她在电话刚叫出“妈眯”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来。毫不知情的她在兴奋汇报跳舞成绩、课堂进步时，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说对不起，妈妈实在缺席太多。妈妈多想拥着你温暖的小身子，分享你在学校发生的一个个小故事，以及给你读一本书啊。希望一切快点结束，舅舅早点回来，妈妈也能早一点牵到你的小手。

今天《华尔街日报》登载了弟弟的故事。我已经很熟悉其中每一个细节，但还是逐字逐句读了几遍，不敢相信对生活充满如此多感悟的人竟然已经在家人、朋友的生活中缺席了，我抚摩着报纸照片中聚精会神编辑影片的他，心中一阵一阵绞痛。

谢谢，黄。我不想让我身边发生的事打乱朋友的生活，但你还是从《世界日报》上得知这一消息。你尽管帮不上忙，但你的电话还是让我在春寒的北京感受到来自朋友的温暖。

希望朋友们也能从这个BLOG仍然进入我的生活中，进入到寻找弟弟的2006年。

写于2006年3月29日晚